来源： 环球时报

 早在二战前，东欧和北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就不时前往苏联疗养和治病。二战后，苏联成长为唯一能同美国相抗衡的大国、强国，对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和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来说，能去苏联是件幸事。然而，他们中也有一些人是不幸的，据统计，1949年至1979年30年间，因治病而相继死在苏联国土上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总书记、著名活动家、总统、总理等多达15位。日前，俄《绝密》杂志以“见到苏联而后死”为题，披露了这些著名领导人在苏联就医的离奇经历。

季米特洛夫与铁托走得近

在1949年后死在苏联的著名领导人中，头一位是季米特洛夫。二战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不愿对苏联亦步亦趋，果断“改变方针”同斯大林保持距离。在铁托的影响下，时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季米特洛夫也开始“思变”，他甚至主动与铁托一起讨论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问题。这自然引起斯大林的警觉和不满。

1948年12月，季米特洛夫出任保共总书记。因为他罹患糖尿病，4个月后赴苏就医。苏方对这位曾长期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的老战友自然是优待有加，特意将他安置到莫斯科近郊巴尔维哈疗养院进行诊治。该疗养院于1935年开办，系全苏最好的医疗与诊断基地。不幸的是，仅两个多月之后，这位保加利亚最高领导人便溘然长逝，时年67岁。

季米特洛夫因何而死？苏方秘而不宣，其善后处理疑点重重，颇多异常，比如当时严禁保方医生接近死者遗体，在极短时间内，苏方即对季米特洛夫遗体做了防腐处理。此事由苏联著名化学家、医学科学院院士兹巴尔斯基亲自操刀（当年为列宁遗体做防腐处理的也是他）。有专家指出，对尸体施香脂防腐剂或火化是当时掩盖尸体内有毒物质痕迹的主要手段。

虽然如此，悼念仪式倒是按最高规格进行，整个治丧过程显得异乎寻常的隆重：运载季氏遗体的专列徐徐行驶在苏联大地，而后驶向罗马尼亚。途经每一个大型城镇，都要停下来开追悼会。护灵队伍浩浩荡荡，庄严肃穆，为首的是苏军“第一元帅”伏罗希洛夫。与此同时，苏联以最快速度援建的季米特洛夫陵墓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落成。

波兰总统死因被质疑

比起季米特洛夫，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的去世更让人感到“匆忙”。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几天后，哥特瓦尔德赴苏参加葬礼。在苏联期间，哥特瓦尔德突患感冒，经过一番诊治后，尽管苏方一再挽留，这位总统执意回国。哥特瓦尔德一回到布拉格便住进医院，起初医生怀疑他只是得了肺炎，并无大碍。不料3月14日这天，他遽然离世，年仅56岁。对其死因众说纷纭，最流行的说法是死于肺炎、心脏病发作，或主动脉破裂。哥特瓦尔德的遗体同样被立即做了防腐处理，匆匆下葬。

接下来是波兰首任总统、统一工人党主席贝鲁特。1956年2月，这位素有“波兰斯大林”之称的总统应邀参加苏共20大。就是在这次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2月25日，贝鲁特突感身体不适，遂接受救治。之后，苏联方面力劝贝鲁特留苏治疗。然而，贝鲁特却于3月12日撒手尘寰。苏联官方宣布，贝鲁特系死于心肌梗塞，但波兰人民对此表示强烈质疑，坚信他们的总统是被莫斯科毒杀的。理由是，贝鲁特执行的政策与赫鲁晓夫的“解冻”方针相悖，为后者所不容。多年后，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只是轻描淡写地写道：“20大期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去世。他死后，波兰发生大规模骚乱。”

其实，那个时期，因就医而命丧苏联国土的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1964年7月11日，刚刚卸任的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猝死在驶往雅尔塔的苏联“立陶宛”号轮船上。多列士是个病秧子，此前曾多次赴苏治病。但他的死，有一点很可疑：诊断书认定，64岁的多列士是因为心脑血液循环同时发生故障而死，而医学专家断言，这种巧合极其罕见。一个月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克里米亚意外死亡，他的故事更耐人寻味。

意共总书记死得蹊跷

1964年8月11日，陶里亚蒂飞抵莫斯科。他名义上是应邀赴苏“休养和治病”，实际上他将会见赫鲁晓夫，讨论国际局势和苏意两党关系问题。可他没想到，赫鲁晓夫竟然拔腿去外地视察，让他吃了个闭门羹。无奈之下，主管国际事务的苏共中央书记建议陶里亚蒂先去克里米亚休息，并承诺一定尽快安排他们在雅尔塔会晤。

这位西欧最大共产党的领导人觉得赫鲁晓夫在有意怠慢他，因此大为不悦。到雅尔塔后，陶里亚蒂撰写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有这样尖锐的话语：“说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苏联）到处莺歌燕舞、一派大好是极其错误的……”接着，他历数共产党内部存在的问题和错误。陶里亚蒂还大谈多中心论，主张共产主义运动不能只有一个中心，而应该是几个。苏联领导人显然不喜欢这一主张。

就这样，赫-陶最高级会晤被单方推延，后者被打发在克里米亚参观游览，但活动大受限制，获准公开发表讲话的唯一场合是阿尔捷克少先队夏令营。然而，1964年8月13日，陶里亚蒂刚要开始对齐聚广场的孩子和老师们发表讲话，意外发生了。“……陶里亚蒂腕上的手表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接着他一头栽倒，不省人事，在场工作人员连忙将他送往医院抢救。陶里亚蒂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再也没能醒过来。”当时在场的克里米亚克格勃9局9科科长科罗廖夫这样回忆道。

科罗廖夫立即将陶里亚蒂的死讯向上级做了汇报。赫鲁晓夫似乎仍对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尖锐批评耿耿于怀、余怒未消，直到一周后方才露面。他脸色凝重，诚恳地向前来奔丧的陶里亚蒂夫人和女儿表示哀悼。苏共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则在机场迎候送殡队列，然后飞赴意大利参加葬礼。一个半月后，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1949年以后的30年间，因病客死苏联的还有印度总理夏斯特里、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和安哥拉总统内图等。当时苏联官方宣称，上述悲剧事件都是“自然原因”酿成的。时光流转，倏忽半个多世纪过去，迄今仍无足够证据推翻这种说法。不过，残酷的政治斗争总是透着血腥，领导人的就医之路往往打着深深的政治烙印，这些外国党政头面人物之死固然不能笼而统之地断定为“政治谋杀”，但联想他们生前死后的种种疑点，又不是一个“自然原因”就能简单解释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