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和1952年10月，刘少奇曾率领中共代表团两次访问苏联，同斯大林进行了会谈。《纵横》杂志2006年第五期刊文，详细介绍了这两次会谈的经过，透露了鲜为人知的建国日期确定及宪法制定的一些细节。
第一次会谈，斯大林建议不可错过建立中央政府的时机
1949年5月，全国大部分国土获得解放，新中国开国的筹备工作提上了日程。6月，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全面开始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现实、最重大的课题就是如何有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尽管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固定的模式，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而且应当借鉴。为了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形成党与党、国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也为了争取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就建立国家机构、管理经济事务等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代表团成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和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随行工作人员有师哲、戈宝权、邓力群。
6月21日，中共代表团从北平启程。当时的国内战争尚未结束，出访的路线不得不迂回而行。刘少奇和王稼祥从北平清华园车站上了专列，经沈阳时带上高岗，再到大连。然后从大连换乘飞机，绕道北朝鲜上空到苏联远东伯力，又相继经停赤塔、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6月26日才到达莫斯科，费时五六天。为防不测，飞机还常常故意高一阵低一阵地飞，引起机舱温度忽冷忽热，折腾得几个人都得了病。
中共代表团住进了莫斯科奥斯特洛夫卡亚街8号公寓。休息几天之后，刘少奇给斯大林连写了两封信，通报有关情况。为便于围绕主要问题会谈，刘少奇把中国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建立中央政府的方案、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外交政策的考虑、加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设想、毛泽东访苏的时机等主要问题，都一一阐述清楚，还提出了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的安排意见。
7月10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郊孔策沃自己的别墅里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站在别墅门口迎接刘少奇等中国客人。双方亲切握手，互致问候，气氛极为热情友好。
第二天晚上，斯大林把刘少奇、高岗、王稼祥接到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会议厅，请他们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晚10时，会议在斯大林主持下开始。出席会议的除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有苏联红军的一些领导人。
斯大林首先说: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因为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战争和军事部分的问题比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斯大林继续侃侃而谈，对刘少奇信中表达的中共中央的政策表示赞赏，同时还讲了一些补充意见。他宣布: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予以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同国民党打交道，不得不如此，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来莫斯科，即可解决中苏条约问题。
这次会议是中苏两党第一次正式的高层会谈，会议取得了成果，尽欢而散。
斯大林为了表示对中国同志的热情，决定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楼大厅里再次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他获悉江青和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正在莫斯科养病，出于对中国领导人的尊敬，提出同时邀请这两位女同志赴宴。
江青得到邀请极其兴奋。刘少奇考虑到外交场合特有的严肃和敏感，事前特地向她打招呼。宴会开始了，像上次一样，宾主边吃边谈，气氛亲切友好。只有江青有点反常，赌气似的沉默着。马林科夫、贝利亚似乎想让江青高兴一点，笑着劝她向斯大林敬酒。
江青马上答应，端起酒杯走向斯大林，笑了笑，一字一句地说:“我请大家一起举杯，共同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请大家同我一道为斯大林干杯！”
斯大林听罢大笑起来，同大家举杯一饮而尽。他站起来走到中国同志身边，说:“我的健康，竟可成为大家的幸福，这恐怕太高抬了。”他似乎有感而发，又说，“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时，也应该是团结的。”“祝我永远健康的美词和良好的愿望，使人听了快意，但事实上人总有一死。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
刘少奇显得为难了。现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新中国正在筹建之中，今天就说超过苏联的话，似乎太早了一点。再说，社会主义阵营这时已经出现矛盾，他不想因这类细节问题引起误解。因此，他回答说:“兄长总是兄长，老弟还是老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他表示他不能喝这杯敬酒。
斯大林却是诚心诚意。在下一次和刘少奇商谈时，他突然问道:“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
刘少奇觉得现在不是谈这方面问题的时候，客气地说:“没有，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
斯大林却主动作起了自我批评，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但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会谈、参观访问，中共代表团访苏的预定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斯大林又一次把刘少奇请到孔策沃别墅，为他饯行。
吃着吃着，斯大林想起一件事，问道:“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
刘少奇根据出国前中央同志酝酿的意见据实相告:“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月，可能是1月1日。”
斯大林想了想说:“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请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着，不能不防。”
这个意见很值得重视。刘少奇回到住所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作了报告。
刘少奇的访苏使命终于大功告成。从此开始了世界上两个最大共产党之间的蜜月时期。
第二次会谈，斯大林建议制定宪法，进行选举
1952年10月，苏联共产党要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并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这是刘少奇第二次专程赴苏同斯大林会谈。
1952年9月30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饶漱石、陈毅、李富春、王稼祥、刘长胜。
算起来，这是刘少奇第四次去苏联，条件是越来越好了。1921年他第一次从上海去莫斯科，乘的是轮船加火车，经过了将近三个月才到。第二次是1930年6月从上海经大连、哈尔滨去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水路陆路走了一个多月。1949年7月第三次是火车加飞机，用了五六天。这次因为有了专机，只花了两天时间，9月30日出发，10月2日便到了。
10月5日，苏共十九大开幕。在45个应邀出席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团当中，中共代表团最引人注目。刘少奇作为团长，同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一起，被安排在主席台来宾席的第一排。8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致词并宣读中共中央的祝词。
斯大林同刘少奇已经熟识。大会闭幕后，他打电话向刘少奇表示问候，并致歉说，最近他忙得不可开交，一时抽不出时间会见中共代表团，希望稍等几天。
从国内出来之前，毛泽东要刘少奇就中国共产党准备实行的几项大政策，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全民选举、制定宪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代表大会，当面同斯大林交换意见。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
10月20日，刘少奇写了一封给斯大林的长信，然后让随团翻译师哲译成俄文后送交斯大林。他在信上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他分析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谈了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设想。
24日，刘少奇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会谈。中方参加的有饶漱石、陈毅、王稼祥，苏方参加的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
斯大林已经看过刘少奇的信，所以谈起来比较顺利。刘少奇对信的内容作了简要补充。斯大林谈了他的看法，赞同中共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意见。
要商量的内容很多，这次会谈没有谈完，28日又接着会谈了一次。斯大林在会谈中建议中国尽快进行全民选举和制定宪法。他对刘少奇说:“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利用两种方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的国家没有宪法。在宪法中可以规定:第一，全体人民，包括资本家、富农在内，均有选举权；第二，承认企业主和富农的财产权；第三，承认外国人在中国的企业租借权。这些事实在中国都是存在的，并不妨碍你们搞宪法。我想你们可以在1954年搞选举和宪法。”
斯大林的建议很有道理。刘少奇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