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现有６１７台“数字北京信息亭”，不仅公众知晓率低，使用不便，而且有４０％以上的设备已经损坏。随着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临近，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问题更显突出。

    ■从前：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如今：欲问酒家何处有，牧童先要买路钱

    ７月１２日，民政部《全国地名公共服务工程》试点示范项目：“北京向导问路热线”在试运行３个月后，正式开始收费，资费标准为每分钟１元，预计短信咨询和自动语音服务将于月底开通。但从热线开通的那一天起，公众对问路收费问题就毁誉参半。那么，问路热线究竟该不该收费呢？

    公司　免费三个月　赔进十几万

    ４月１８日，北京向导“问路热线”正式启动。热线开通第一天上午７时到１１时，就接到３０００个咨询电话，远远超过北京向导负责人的预想。据悉，试运营期间，“问路热线”每天从早７点服务至晚１０点，只收取普通市话费。从７月１２日开始正式收取信息费。

    “一个座机要配备２．５人，人工费加上每月两万多元的场租费，我们前３个月就赔进去十几万元。虽然现在日咨询量超过３０００人次，但收费一周后的情况表明，公司短时间内仍难保持收支平衡。”北京向导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冬告诉记者。

    “每分钟１元钱的收费，有１５％是占用网通线路的缴费，还有３５％是交与网通的分成费用，这样一下就去了一半。由于热线工作场所隔音要求较高，场地费用自然也低不了。”夏冬向记者介绍了公司的开支情况，并同时表示，“问路热线仅仅是整个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如何也要撑下去。”

    对此，民政部区划地名司综合处处长杭觉表示，目前广州等全国４８个城市已开通“问路热线”，由于问路热线需要大量经费投入，完全依靠政府出资不太现实，但政府应对此进行扶持，并可给予一定的补助。目前广州问路热线收费标准是每分钟１元，沈阳是０．６元，南京是０．８元。

    根据公司内部规定，一般性的问路查询要求接线员在１分钟之内完成，而对于“想找个什么胡同”或者“什么大厦”之类的模糊查询，则要求在３分钟之内查询完毕。但根据记者近日两次拨打问路热线问路的情况看来，即便是普通话标准的记者，对一个类似于“从工人体育馆到海淀检察院”具体地址的查询时间也需４分钟左右，如果是外地来京人员，估计咨询时间会更长。“手机短信查询服务和自动语音服务的功能开通以后，查询速度就会有较大提高。”夏冬表示，针对一些实在无法查询的地点，他们的接线员会记下查询者的联系方式，待查询到信息后通过短信发送到查询者的手机上。

    记者同时了解到，目前民政部正在就城市向导问题进行调研，拟会同信产部等相关部门在全国推出统一的问路热线电话号码。这一政策实施后，北京已有的问路热线也将改为全国统一号码。“问路热线的全国统一号码现在还没确定，全国统一收费标准将充分考虑各类群体利益，本着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有关负责人这样表示。

    百姓　免费资源难用　政府功能缺失

    “‘问路热线’方便是方便，可问个路还要交钱，总让人感觉有些别扭。”采访中，记者听到不少类似的评价。而家住北京五棵松地区的刘女士不久前使用过一次“问路热线”，由于询问的地址过于详细，咨询了５分多钟，“加上公交车的车票钱，我打个车去都够了。”

    作为企业行为“问路热线”收费无可厚非，但却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管理的缺陷和服务功能的不足。近几年来，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新道路、新地名、新小区层出不穷，但公交站牌、地名标识却常常滞后，新老地名混用，不仅给外地人带来出行问题，就连本地人也一头雾水。于是，在一些城市的车站、码头，有人胸挂咨询牌做起了“指路”生意，要问路先交钱；在有的城乡公路的交接处、新修路段的出入口，有的司机不知去向，只好交上几元甚至几十元的“问路费”；外地人因问路挨“宰”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近几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完善公共资讯服务体系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已建立了地名查询系统，开通了公交路线网络查询系统，交通广播也提供路况信息服务，但远不能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自２００３年起，北京市设立了２７０多块图文并茂的地图导向牌，但却因资金和归口问题于２００４年停止安装。近年来才出现的北京数字信息亭也一直难以让人亲近：拿起话筒却打不通电话，插进银行卡怎么也取不出钱，不少公交查询和电子地图存在信息不准确的问题。

    有调查表明，北京现有６１７台数字信息亭，免费为市民提供包括问路在内的各种服务信息，但超过半数的市民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８０％以上的人以为它就是个电话亭。更严重的是，有４０％以上的设备已经损坏。北京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可见一斑。随着２００８年的到来，加快公共资讯服务体系建设的任务更显紧迫。

    政府　提供公共服务　义不容辞

    ２００５年８月北京西站“北京向导”收费一事曾闹得沸沸扬扬。因常用电话、长途区号、邮政编码需付１元／次，而公共交通、单位寻址、宾馆查询需付２元／次，在涉嫌利用公共资源牟利的争议声中，“北京向导”曾一度关闭３０天。重新开放后，查询铁路信息免费，而查询其他公共信息仍需付１至２元费用。如今，“北京向导”已再次关闭，但问路收费的“道德”追问随着“问路热线”的开通再次响起。

    有人说，一旦“问路付费”成为“惯例”，“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民情也便沾染上了铜臭味。这样的忧虑虽不乏道理，但我们同样要看到，尽管中国的传统道德要求助人为乐，多尽义务，但法律毕竟没有规定“必须义务指路”。问路收费实际上是市场需求的结果。在北京西站的“北京向导”服务关停之后，由于替代服务没有及时跟上，出站的旅客仍就茫然于车水马龙的街道，有的甚至受害于不负责任的指引或黑车司机的有意误导。

    事实上，在主要路口标注一下附近地区的详细地图，或对提供免费资源服务的信息亭及时维护保养以便其正常使用，这些公共服务都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在政府的公共信息服务系统暂时无法满足公众需求的情况下，在政策、资金及合作方式上给予企业引导或支持就显得十分必要。商业化的信息服务不是不可以有，关键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能缺失。这关乎一个城市的形象，也体现了政府的责任意识。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抑制企业借公共资源牟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