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所谓“正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用现代术语可能就是“合法性”之类。增加军费，加强国防，总要拿出道理。20年前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根据之一，于是就有对外开放，体制改革，优先发展沿海地区，以后必然是军转民，削减军费和机关下海创收。现在要增加军费，总要有个新道理。仍旧采用以前的说法，肯定不行。
　　美国一直是意识形态挂帅，它无论搞什么，都要有一个说法，然后动员一切舆论，连续多年地说下去，通过教育科研影响几代人。不象中国，每25年翻个儿。
　　中国每次增加国防经费，都受到美国打压，根据是“民主和平论”。他们说，民主体制的国家是不侵略的，美国军费3400亿美圆也嫌不够，还要增加20%，因为要保卫世界和平，保卫美国利益，推行人类最先进的价值观念。中国的军费仅仅170亿美圆，就嫌多了，为什么？因为中国不民主，经济增长了就要搞军事，搞侵略。面对他们的振振有辞，我们外交部长还要出来解释，说军费的增长不是为了搞武器，而是市场经济军队待遇偏低，要涨工资，希望美国人放心，云云。但人家是越来越不放心，在许多报告中把中国列为核武器打击对象，美国的主要敌人等等。又有中国威胁论，说中国计划外军费有多少多少，实际上科技和工业的发展，本来就是军民结合，美国日本也是一样。
　　“民主和平论”歪曲了历史。民主和专制是指国内体制，与对外扩张与否没有必然联系。近代西方民主国家是依靠对外扩张起家的，而所谓“专制国家”，有的对外扩张成为帝国主义，如德国日本；有的对外妥协如清王朝，非常奇怪的是明朝郑和下西洋，没有提出任何领土要求，当时明朝的国力和舰队可是世界第一。中国的专制皇权到了后期，似乎是专门对付国内老百姓的，对外并无扩张之心。
　　西方文化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基本悖论是：自由人有没有权利出卖自己的自由？如果有，就是卖身为奴。原来，最自由的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古希腊梭伦改革废除了债务奴隶制，禁止公民以人身自由抵押贷款，然后出卖自由成为奴隶。于是才有真正的公民权，财产权和民主制度。西方文化是通过限制公民自由，而不是放纵自由而发展起来的。同时，公民社会必须不断对外打仗保证奴隶来源，否则就没有劳动力。这就是西方文明对内民主和对外侵略的完全一致性。可以说，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强大都是打仗打出来的，近代西方更是如此，自由贸易只是表象，如果有国家军事力量的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就会成为剥夺别国的工具，如果没有，自由贸易政策就成为国家衰落的途径。
　　难道不是吗？英国依靠海盗式袭击从荷兰夺得海洋霸权，这大概就是古代的恐怖主义吧。拿破仑依靠武力封锁，反对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搞保护主义。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为了瓜分世界市场。真正搞和平自由贸易的倒是中国，至少几个世纪，中国是世界自由贸易的中心，丝绸，瓷器和茶叶远销欧洲，欧洲没有任何比较利益可与中国交换。后来打下美洲抢银矿，有能力支付白银，但没有能力生产产品和中国交换。
　　英法的工业革命，搞保护主义50年，以死刑禁止进口中国丝绸。许多历史书说是因为大工业和自由竟争，欧洲的机织产品成本低于中国，我看未必。中国农民男耕女织，没有多少成本，机织品不可能竞争得过。看看浙江农民手工组装打火机，连厂房也没有，就是分包到家里，出口一个赚一厘钱，这是世界上最低成本，难道用机器大批生产就能更便宜？果真如此，新自由主义者更加没有理由鼓吹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了。
　　英中之间贸易格局的逆转，是英国以武力打下印度。工业革命的作用不是降低成本，而是造军舰打仗；占领印度以后种鸦片向中国走私，这可以叫做“自由贸易”吗？那我们烧鸦片就是保护主义了？结果，英国政府出兵来保护自由贸易了。自由贸易，从来是依靠国家力量保护的。
　　我在许多讲演中问听众，近代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经济带来最大损失的是什么条款？他们说是割让香港，但那时香港是一个荒岛，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根本的影响是把关税降低到5%，而美国直到二战结束，关税是46%。中国的近代工业为什么发展不了？制度学派说是因为官办，产权不清。实际上任何制度和企业家也无法承担这么大的关税歧视。
　　日本战后的崛起也没有多少自由竟争，先是在朝鲜越南战争中给美国当基地，赚的美圆是国防部的军费，后是依靠美国关税优惠：美国对日本产品征收5%，允许日本对美国征收15%。不是美国怕日本，是有意扶植它。但是美国却不让日本独立造飞机，只是把波音80%的零部件包给日本和韩国。看来美国一直奉行政治挂帅，没有惟利是图。
　　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大牛市，新自由主义者又以金融创新，产权，制度，法制，民主解释，我看主要是海湾战争的胜利，美国几乎没有阵亡，它的高科技发展解决了西方价值观念害怕死人的问题，所以国威大振。美国几乎每届政府都对外用兵，并主动把战争打到海外，西方的国家安全观是为了保卫全球市场，没有国界限制。既然战争远离美国，本土当然成为最安全的投资场所。至于绝大部分高科技都来自于国防经费，更不是什么秘密，只有国防才能承担高科技风险。为了保证国防预算，就要设假想敌，争取国会通过。美国是全世界最不受威胁的国家，但宣传自己受威胁最起劲的也是它，美国的假想敌先是苏联，后是日本，再是中国，现在又加上一批“无赖国家”。美国这一套机制倒真正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向我们介绍的情况与历史相反，与西方话语霸权符合。他们说：西方是依靠自由贸易成为强国的，保护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前苏联是因为军备竞赛把自己搞垮的，中国的赶超战略违背比较利益必须彻底否定。既然如此，为什么垮台十几年了，俄罗斯没有停止军事工业？它的苏30战机仍旧可与美国F16争高下，大批卖给中东和印度，谁说不赚钱？我们想买，他们还不愿意卖呢。
　　看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和舆论误导，真的不少。不仅误导学生，还误导政府决策层。比如，我国每年可以800亿人民币退税促进一般贸易出口，但是要造70座位的支线客机，6年50亿人民币，也舍不得出。有些领导人也不相信中国人能够自己造大型民航客机。
　　许多政府部长和经济学家在报纸上鼓吹：按照比较利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让外资弥补比较劣势产业。这是自由贸易吗？经济学有一个假设前提，是没有垄断。但是按照静态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中国只应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业，拿一亿条裤子去换一架波音飞机。在自由贸易背后原来是：中国发展过度竞争产业去和美国高度垄断产业交换。如果中国一定要自己制造飞机，只能搞转包生产，给波音配尾巴，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要永远掌握在美国手里。我非常奇怪：这是“中国”的部长吗？
　　中国想发展国防，就必须打破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的垄断，提出自己的理论。
　　第一，中国有自己独立的国家利益，这主要是发达国家不让我们的过剩劳动力出去，国家必须保证13亿中国人在本土的基本生存。这个利益不可能在全球化中消解，中国现代化中间出现的问题也不能向外部转移。我们的立论不是什么军国主义，我们是中国的人权和人道主义者，我们认为中国大多数人应该在国家的保护和支持下取得生存权和发展权。
　　第二，国家必须保护大多数人民和产业，不能放弃这个职能，只去为外国资本创造最好的投资环境。我们需要强大的国防保证经济安全，包括海外石油和外贸运输线的安全，这恰恰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因此，中亚地区和台海地区，是中国国家安全所在，这是隐藏在领土问题背后的更加重要的真问题。
　　第三，中国需要以国家力量支持，创造动态比较利益，发展战略产业，以支持高科技，带动产业链条。不能把国家战略产业的主导权交给国际跨国公司，外贸依存度不能太高。
　　第四，中国的经济过度集中在沿海地区，将危害国家安全。中西部过度落后会产生离心倾向，加速社会两极分化。10亿人口集中在沿海地区，在北方填湖造田，降低了国土的平面蓄水功能，阻隔了水循环；上海到广州一线过度密集，将鼓励台独势力的嚣张。实际上，我们没有主动打击台湾的意图，只要台湾不改国号，两岸现状就可以长期和平并存。我们需要的是遏制台湾独立。大陆和台湾的力量对比，除去高科技，国防，国际保护因素，主要是看谁的经济更脆弱。台湾人均收入超过12000美圆，大陆不过1000美圆，2009年可能达到1500一一1700美圆，打起来玉石俱焚，谁怕谁？当然是富人怕穷人。
　　现在情况不同。按照新自由主义路线发展下去，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特别是上海和广州地区，经济密集度很快就超过台北和高雄，再加上贸易和技术依赖于美国，台湾为什么就不可能趁机独立，我们又有什么办法能够遏止台湾独立？
　有人说，全球化了还谈什么领土？有汽车洋房不就行了吗？美国也不稀罕你那片国土，不放心你搞国防，自废武功不就行了？日本德国战后不要国防，美国放心了，现在不是挺好吗？你要问他：万一美国支持台湾独立，肢解中国怎么办？他们就回避，说不会吧？美国资本离不开中国的市场，美国人民也不会答应啊。
　　不要以为我在说笑话。这些言论和思想，的的确确在中国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和官员中大有市场，我举的例子都是有名有姓的。甚至一位非常著名的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家，中国最年轻的科学院院士，听了我的关于遏止台湾独立的发言之后，竟然去责问主持者：怎么能让“杨帆这种人”来参加会议？岂不影响你的形象？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不要以为理论无用，教育无用。国家政治领导人，国会议员的观念也是从学校和书本上学来的，或者和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座谈而来的。或者从什么“智囊”， 外国专家，跨国公司报告那里听来的。 如果长达25年，几代领导人从学校开始，接受的都是这样一套被歪曲的历史，这样一套脱离中国国情的洋教条，这样一套损害国家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这样一些情况汇报和信息资料，他们会舍得从十分紧张的财政中拨出钱来成为军费吗？他们会压抑人民要汽车洋房的愿望，并且把上层的奢侈消费减下来，变成航天航空产业吗？
作为国防和战略产业的领导人，为自身发展，不能仅仅通过传统的组织形式。发达国家利益集团游说能力极强，可以影响我们的政策。中国国防和战略产业也应该成为明确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成熟的主要标志，是认识自己的特殊利益所在，并且有目的地去获得它。而这一切成熟的标志，就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家。中国改革开放25年，三个利益集团已经出现，一个是民营资本集团，有全国工商联和无数企业家协会作代表，有人大政协代表，有传媒。一个是证券业和房地产业为中心的金融资本集团，其中的投机资本集团发展最快，有“著名经济学家”替他们鼓吹。
现在又在形成新的买办资本集团。2004年暴露出来的美国朗讯公司行贿案，2005年初出现的50个跨国公司联名上书中国政府反对取消税收优惠， 美国政府要员出面为其企业在中国争取IT标准，大量事件已经涌现出来。
非常遗憾的是，代表国家资本和战略产业的利益集团却没有形成，他们仍旧被束缚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中，依靠向上级汇报表达自己的意愿， 甚至卷入或者准备卷入对国有资产的瓜分。这样必然丧失自己的理论和舆论阵地，逐步丧失利益一一一一15年以来，难道丧失得还少吗？
　　和平与发展是主题，但未必是现实。和平是争取来的，而争取和平的手段，主要就是保持必要的国防水平。孟子说：“国无敌国外患，国恒亡”，这可能就是美国设假想敌的理由。中国需要国防建设的大发展，而其必要的理论前提就是清除新自由主义的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