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我国国际贸易顺差继续大幅度增加，由此而来的关于我国汇率体制、货币政策有效性以及具体的人民币币值等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而这一切，都与我国的出口紧密相关。

    一般来说，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消费和出口决定。在我国GDP增长中，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起着主要作用，消费的作用明显不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供应量偏高，信贷投放偏快等。其实，固定投资增长过快是关键因素，货币供应量偏高和信贷投放偏快等大部分源于固定投资增长过快。固定投资之所以增长过快，一般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仍然很大。

    但我们不应忽视，自1990年代以来，我国存在着进口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之间的强有力关系。这表明，可能存在着一种有力的投资：出口关联关系，即出口的增加引起了进口的增加，进口的增加又牵动了对国内经济投资的增加。所以，出口的增速对进口的增加进而又对国内投资的扩张有着直接的明显的作用。

    联合国的一项报告曾提出了对于立足于出口扩张实现包容型经济增长的机会产生影响的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出口扩张、进口替代和国内需求扩张对于经济增长作出各自贡献的程度。证据表明，1990年代最不发达国家当中最不利的贸易：贫困关系（即贸易的增加并未减少贫困），总是发生在出口扩张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需求方构成部分的国家和进口替代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方构成部分的国家。如果经济增长的格局取得平衡，国内需求的扩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构成部分，而出口扩张也对整个进程作出重大贡献，就最有可能产生良性贸易效应。第二个因素是私人消费的下降。一个突出的事实是，1990年至1995 年和1995年至2000 年时期最不发达国家恶性贸易效应或模糊贸易效应的个案中，有三分之二与私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下降有关。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出口的扩张必须以国内需求的加强为基础，否则，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会如一些人士所期望的那样十分有利于经济增长。

    而且，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单一，仍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初级产品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出口的迅速扩大与增长只能进一步加深中国产业结构内部的不均衡状态，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世界银行最近也提出了中国要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非贸易品）相对于制造业生产（贸易品）的相对吸引力的建议。

    一些国外学者和机构大肆宣扬中国出口了多少高科技产品，尽管其目的不全是为“中国威胁论”添柴加薪，但也应引起我们的警觉。对于这件事，我们应有自知之明。首先，那些被冠以电子信息产品的商品不能简单地被称作高科技。美国从中国进口最多的此类产品也只是家用电器、手提电脑、手机、DVD播放器等附加值较低的商品。其次，中国之所以能出口大量的电子信息技术产品，原因在于进口大量的高附加值产品才可能生产出这些出口商品。简而言之，我们并不是说在真正意义上生产了这些所谓的“高科技”商品，因为平均来说，这些电子信息产品国内附加值仅占其出口价值的15%。其三，大部分出口的电子信息产品并不是真正由中国企业所生产，而是将中国作为出口平台的外资企业所为。事实是，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技术鸿沟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我们千万不要再为每年有多少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等泛泛的数字而沾沾自喜了。

    大多数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大幅增加、中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出口部门占GDP份额的逐步加重以及特别是与美国贸易不平衡程度的加深，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然而事实却是，在整个经济飞速发展的1990年代，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0-2001年间，净出口有7年对GDP的贡献为正值，4年为负值。除了很少的例外，1990年代以来，与资本投资或私人消费相比，出口的净影响都是很中等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更好地澄清贸易立国的观念有很好的作用。我们的观点是，贸易立国，不仅仅是对外贸易，特别是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国内贸易的积极发展更为重要。因此，目前我们真正要着力的重点是做出努力来解决进一步深获国内贸易所遇到的体制、制度性障碍如妨碍居民积极合理预期形成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而这也是为巩固国内投资成果、充分发挥出口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所必需。（杨英杰）